在人们响应防疫的社会总动员，纷纷从社会退回到了家庭细胞之后，数亿级的人口汇聚到了社交网络上，这就引发了一场社交媒体上的舆论试验。今天的媒体环境，和17年前的“非典”期间相比，已经不可同日而语。当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不过8年多时间，刚刚进入网络时代，风高浪急的网络舆情时代在渐行渐近，媒体环境尚相对简单易控。那依然是在传统媒体时代爆发的一场疫情危机。而今天，人类已经整体性地迁居社交媒体空间，中国媒体环境之斑驳复杂，舆论舆情之难于引导控制，都是远超17年前的。再考虑到，春节期间和居家隔离，报纸的阅读率无疑将降到最低，电视开机率会有所上升，但信息社会里的手机，真正成了“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，信息集散的节点。人类的本质属性在于社交，一旦被隔离，会陷入社交焦虑，因此从人们打破隔离、渴望交流的心理诉求来说，无论是微博，还是各种客户端，最后所有的阅读终端，都会反映在微信上面。在微信的公众号、朋友圈、微信群和点对点交流的四个应用维度里，后两者已经成为疫情爆发期间的重点媒体空间。在这样一个庞杂的舆论场域里，构成了巨大的意见市场。各种媒体发出自己的观点，在此争夺流量和心智，并在一定的时空内决出胜负。我们已知的参与博弈的主要是如下各方舆论力量，而他们都是野心勃勃，希望在这个难得的大型议题的意见博弈中占据上风，获得话语权：一、传统媒体（机构媒体及其APP）：代表官方舆论场，负责传递中央到地方的主旋律、正能量，正面报道为主。拥有和权威专家同等的公信力、权威性。二、自媒体（各种大V、中V以及无数公众号）：代表民间舆论场，占据了舆论场中6成左右的声量和内容生产。人员包括，专家教授、科研人员、社会各领域专业半专业人士、娱乐界人士、左派、右派、中左、中右……贩夫走卒及一切有点想法的文化人。这是一个内容爆发的信息“寒武纪”时代。他们没有新闻采访的权力，只能消费机构媒体的公共新闻并进行二次加工创作。非虚构创作的内容共同体。生产了舆论场内绝大多数的评论、段子等。他们是中下阶层的代表人物，他们中的up middle class，类于公知但是境界学识有所不逮，余下的群众，于国于党，忠诚而纯粹。三、权威专家：这是专家教授群体中的头部VIP，如钟南山等各类院士、名教授，如果没有道德瑕疵、学术腐败的传闻，他们占据了舆论场中大雄宝殿的宝座，代表一种至高无上的话语权、元叙事；四、公知：公知虽说是“公共知识分子”的缩略，但在中国特殊的语境里，后者更偏向中性词，而前者在国内则愈来愈呈现为一种贬义词，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胜利。他们一般拥有教授或者博士头衔，高级知识分子，往往具有英美留学或者访学的经历，主张自由民主平等。他们拥有语言优势，可以直接搬运境外的原版信息，通过社交软件直达国内舆论场。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是他们的气质。五、主管部门：以严肃的主流意识形态、正能量宣传作为刀尺，对于违背相关标准的言论和公众号进行匡扶。舆论的最终把关人。握有行政权力，对于舆论场中的旁逸斜者，随时可以问责、约谈和处理。我们可以预想，在疫情爆发之处，舆论的主管部门肯定是如临大敌，因为在平日对于舆论场的管理就已经捉襟见肘，在这个重大关口，有没有可能存在议程失控的危险？但是经过观察，我们发现中国这个巨大的舆论场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良性的“舆论池”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信息生产线和信息生态。这个生产线一般是分为两种：生产线一：权威专家发出声音或接受采访——机构媒体协调一致，群发舆论场——自媒体转手加工、评论，和相关虚假信息（disinformation）；公知引入境外报道和评论言论——境内外信息存在矛盾冲突——正反双方进行信息对冲——机构媒体跟进，一锤定音或存疑。生产线二：自媒体实地考察或公知搬运外媒，暴露机构（如红十字会）或名人（如某院士）负面信息——机构媒体、自媒体、公知跟进加工、评论——机构或名人发声道歉或者辩解——正反双方进行信息对冲——机构媒体跟进，一锤定音或存疑。当然上述两种生产线未能包括全部的信息生产模式，但是能基本概括绝大多数的信息生产方式。我们会发现，每当信息流程进入自媒体参与阶段的时候，总是瞬间进入一个“爆炒”阶段，如同热油锅里加了水。信息对冲愈来愈成为一个显著的意见流动现象。我们可以将信息对冲这样解释：舆论场中某一个主题成为矛盾焦点之后，舆情爆发，正反双方各自通过观点交锋，形成意见市场，争夺网民心智和认同，历经相持阶段后，真相将慢慢浮出水面，或者即使尚未见到真相，但毕竟成为公共议题，获得舆论关注。自防疫成为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重心后，我们注意到，信息对冲已经反复出现。如“武汉8名市民造谣被处理”事件，随着高级专家的肯定和更多信息的流出，网民和警方双方不同信息进行了对冲，博弈的结果，显示舆论愈来愈倾向于8名市民；武汉有没有瞒报？院士带领的专家组境外发表论文的真相如何？地方政府有没有行政责任？院士团队行为有没有违背科研伦理？地方红十字会接收巨额善款善物，是否及时公平进行了分配？双黄连是不是“神药”？科研机构是否涉嫌“带货”？……围绕上述焦点问题，正反双方文章开始大量出现。在舆情时代，争夺民心是一个争分夺秒的危机管理问题。围绕一个话题高地，如果发起议题的一方占据高地太久，未见反方来攻，这就会在网民的心智中打下认知之锚，反方迟到太久再想进攻，已经失去最佳时机。此外，网络舆情中一个重要规律，就是网民很容易对机构、名人抱有成见，一旦后者陷入负面漩涡，网民往往接连爆料，或者落井下石，即使有文章欲为抗辩洗地，也是应者寥寥、效果堪忧。除非出现重大反转证据，或权威意见领袖就此提出反对意见，否则难以洗脱污名。信息对冲，还解释了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传播学认知的原理：信息公开是预防谣言的最好“疫苗”。无论是SARS期间，还是眼下正在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，信息公开都成为重大主题，也是社会各界的主要诉求，“谣言止于公开”也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。而正反信息的对冲，就是信息公开在微观的信息流动的层面的辟谣机理，一旦信息公开了，就会引发正反双方意见冲突和博弈，结果，真理愈辩愈明，谣言经不起检验，自然就会落于下风，在意见市场被淘汰。信息对冲现象的增多，起码意味着中国的舆论场中信息对冲的条件已经具备并且成熟，初步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“公共领域”，形成这种公共领域的三个条件：一是相对自由的意见市场，各方可以相对自由博弈；二是代表各文化立场和利益阶层的独立意见方；三是有一个相对宽松的讨论规则，这种规则既可以是主管部门的意识形态范畴，也可以是各方对于家国的共识。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这三个条件，在眼下中国已经初步具备。起码就上述舆论场中各大舆论力量来看，他们基本能够进行各自观点的表达。在这个城乡统一的巨大的意见市场和流量池里，进行着精彩的意见博弈。民智也在这样的对冲中，一次次得以汇聚、启蒙和提升。信息对冲，对于眼下中国，至关重要。我们公众号在2019年7月发布的《三峡大坝经受了假新闻最强流量冲刷！我们观察到了两个教训》文中提出：“我们的社会应该建立信息的对冲机制，也就是允许负面的‘坏消息’适当多一点，否则时间长了，会导致一种‘刚性的脆弱’现象的发生，表面看起来一切秩序井然，但是一点点的风吹草动，就会导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，直到恐慌的发生。”也正是信息对冲现象的出现，让我们认识到一个规律：信息的公信力存在于流动之中。真相和真理只能在各方意见的博弈和对冲中产生，只有经过意见市场的自由竞争和选择，才会大浪淘沙，留下各方信服的观点。抱持传统的机械的观点，并不意味着就能拥有公信力，或者这种公信力也是短暂的，没有长远的生命力的。信息对冲现象，是在整个社会爆发严重疫情的背景下，中国舆论场内自发生成的一场大型舆论试验的产物和成果。一方面，它证明即便是在媒体环境异常复杂、媒体日益多元化的当下，主流声音的地位依然牢不可破，社会秩序并未受到冲击，恰恰相反，民众的勇气和智慧通过信息对冲而愈加凸显；另一方面，信息公开不光可以狙击谣言，更可以通过信息对冲，形成更有公信力的舆论结晶，更有利于凝聚人心。信息隐瞒的结果，反倒是流言盛行，人心浮动，暗流汹涌，社会不稳。此外，在大数据和网络舆情时代，线上的所有的舆论话题、情绪心理乃至民心向背，从理论上说，都是可以通过大数据和相关软件，进行实时收集统计，然后有关部门可以根据这些舆论成果，形成决策咨询成果，也有利于我们精准把握社会心理动态，为科学理性决策提供参考。但是信息对冲的一个挑战，就是往往难以留下明确的成果，很多主题经常会沦为网络“罗生门”。就以近几日来说，几乎每天一个重大主题；一天之内，上午和下午的主题也在相互掩杀。人们关注点反复更迭，结果就是一个热点迅速掩盖和淘汰另一个热点。新媒体和自媒体的特点就是追逐热点，追高杀低，在流量的随波逐流中，永无止境。除了那些大型的谣言，会在一两日之内给出答案，很多主题最后不了了之。就以近日来说，双黄连是否可以预防和治疗病毒，一日之内已经给出结果，地方红十字会已经收到相关部门处理意见，其余话题，虽经热烈争论，至今未见成果。虽然这令人无奈，但是我们所能寄望的，是传统媒体日渐恢复元气后的专业主义素养，对于重大主题机构媒体往往会进行专业采访，从而给出具有公信力的答案。机构媒体激动人心的专业性采访，曾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的报道中获得了世界性的广泛称誉。公开的尽职的专业性报道，是中国面向全世界能够做到的最好的危机公关行动。此次疫情的严重性和全球关注性，丝毫不亚于当年那场灾难。我们看到，此次机构性媒体，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市场化媒体都已经积极行动，赶赴武汉。这其实也是我们对于机构媒体的期望：在新媒体时代除了关注流量，更需要关注那些重大“罗生门”事件和现象。一方面是承担的社会职责所系，另一方面，一旦给出答案，必将增强自身的公信力和影响力。